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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健全證人保護工作機制，對因作證面臨人身安全等危險的人員依法采取保護措施。

■廣州市《證人保護規(guī)定》是刑事訴訟法2012年確立證人保護制度后精細化落實這一制度的地方性規(guī)范文件，規(guī)定了刑事案件辦理流程中公檢法部門在保護證人方面的具體責任，為有效懲治刑事犯罪，特別是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配備了“最強助攻”。

■補足事前保護

辦案各環(huán)節(jié)對證人保護進行必要性審查

2018年9月，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qū)，王某等7人開設賭場落網，案件到了花都區(qū)檢察院。考慮到提供舉報線索的李某某在本案中的關鍵作用，該院想讓李某某出庭作證。但問題在于，為這個賭場充當“保護傘”的原花都區(qū)某局某副所長此時仍在庇護其他同案人開設賭場，李某某出庭肯定會面臨不小的人身危險。

正在商討對策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市人民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出臺了《關于證人保護的規(guī)定(試行)》(以下簡稱《證人保護規(guī)定》)，“我們根據相關條文，立即向偵查機關發(fā)出證人保護建議函，共同商定保護方案，確保公安機關及時采取保護措施，保證證人安全。”花都區(qū)檢察院辦案人員說。

花都區(qū)檢察院所依據的，是《證人保護規(guī)定》中的“保護評估”條款，即對證人保護進行必要性審查。目前這已成為廣州公檢法等部門在案件辦理各環(huán)節(jié)必須履行的程序。

一直以來，我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率普遍較低。以廣州市為例，2017年6月至今，兩級法院刑事案件數(shù)為3.2萬多件，證人、鑒定人出庭案件約200件，出庭率約為0.61%。在當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背景下，犯罪組織背后關系網與保護傘復雜，擔心遭到打擊報復是很多證人不愿出庭的現(xiàn)實原因。

廣州市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楊建廣表示：“我國目前的證人保護沒有系統(tǒng)的制度，只有零散的規(guī)定，保護的主體是誰，具體采用哪些方法，各個部門之間責任如何界定，職責如何銜接等，都沒有細化的運行規(guī)則，導致證人‘不敢、不愿、不想、不會’出庭。”

“證人保護具有滯后性，事前保護不足。實際上是只有證人遭受了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之后，相關機關才能對該違法犯罪人追究刑事責任或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這是不少公檢法工作人員在辦案中存在的共同感受。

《證人保護規(guī)定》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對證人保護進行了系統(tǒng)的細化規(guī)定。每一個階段，對應的公安、檢察院、法院等部門都必須把證人保護的必要性審查做在前頭，及時對證人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現(xiàn)實性及其程度等進行評估，并作出是否采取保護措施的決定。

■細化過程保護

偵辦各階段設置嚴密措施保障證人安全

一旦評估認可證人保護的必要性，一整套保護措施就要立刻跟進。《證人保護規(guī)定》對案件偵辦的每個階段都列舉了七八條具體的“高招”，包括“變更住所和姓名”“對證人詢問的視頻音頻資料進行技術處理”“給出庭證人安排專門通道”“不得采用誘導式發(fā)問”等。

前段時間，公安機關辦理的李某某涉嫌某宗敲詐勒索案中，對相關證人做了詢問筆錄的證詞。“以往沒有具體規(guī)定，證人證詞囊括在一本大案卷中，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律師在閱卷時，證人的名字、家庭住址、電話號碼等都一覽無余，個人信息一暴露，證人就有被打擊報復的風險。”廣州市天河區(qū)公安分局相關辦案人員說。

而此次辦案，根據《證人保護規(guī)定》，公安偵查員專門接送證人至特定地點開展詢問取證工作，其間避免其他與本案無關人員參與，此外還對證人的個人情況和證言材料單獨立卷，與其他案卷材料分開移送檢察機關審查。這樣嚴密的保護措施，此后被一直延伸到審查起訴、庭審等全過程。

廣州市海珠區(qū)檢察院曾辦理了譚某等20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多名被害人懾于主犯及其骨干成員的壓力，不敢指認和作證。

“承辦檢察官與兩名證人建立24小時熱線聯(lián)系，并要求公安機關派員24小時待命。在審判階段，根據《證人保護規(guī)定》的要求，讓證人在與法庭有物理隔離的證人室作證，采取全程模糊臉部、變聲等措施，讓譚某及其他組織成員無法知悉證人的身份。證人看到我們措施嚴密，終于打消了顧慮，出庭作證。審判結束后，承辦檢察官建立的證人熱線仍舊開通，并定期詢問證人情況。”海珠區(qū)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李婷婷說。

海珠區(qū)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周征遠說，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證人保護制度用到職務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強奸綁架等暴力犯罪這些重大、敏感案件中，不僅可以鼓勵證人出庭作證，也有助于法官查明案情、準確定性。

■嚴肅事后問責

無縫銜接、規(guī)范運行，保護不力將被追責

以往，只有證人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甚至實質性傷害后，才對侵害人采取措施。而根據《證人保護規(guī)定》，一旦啟動了證人保護程序，就像給文件加蓋了密級，一旦泄密導致證人受到傷害，對涉嫌“保護不力”的相關辦案責任人要嚴肅問責。

除了公檢法各自責任追究機制外，檢察院還承擔“偵查監(jiān)督”之責。在審查批捕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應當受到保護的證人沒有得到保護的，或者發(fā)現(xiàn)有濫用職權、違反法律法規(guī)適用證人保護措施的，應當依法予以糾正。

“案件從起訴到辦結，往往要經歷多次訴訟階段轉換，如果不建立無縫銜接流程，證人保護將面臨斷層，可能出現(xiàn)證人信息泄露，甚至導致證人作證后遭打擊報復的現(xiàn)象。”廣州市委政法委專職副書記陳思民介紹，《證人保護規(guī)定》還細化了證人保護流程，規(guī)定了各個階段前后銜接中應當注意的問題，確保保護行動規(guī)范運行，形成公檢法多方聯(lián)動保護機制。

《證人保護規(guī)定》實施以來，通過落實保護舉報人、證人措施，讓群眾敢于揭發(fā)檢舉，勇于指認作證，廣州幾家法院的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已提升到了3%左右。

記者 羅艾樺 賀林平

關鍵詞： 廣州 證人保護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