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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作為全球最高層面分工的表現形式，既是“國之重器”和國家最為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也是破壞力極強的系統性風險極易滋生的重要領域。中國要實現由制造業與貿易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邁進，亟需通過深化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金融業高質量建立在制造業競爭優勢穩固、貿易價值鏈不斷提升以及主動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礎上。進而鍛造能夠有效維護中國經濟主導權和國際金融秩序變遷主動權的“金融資本力”。

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有關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的集體學習時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要深化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認識，正確把握金融本質，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并就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堅決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風險在內的重大風險攻堅戰，推動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等做出了戰略部署。

透過習近平總書記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有關金融本質、金融改革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系列論述，可以發現，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趨勢無法逆轉的邏輯框架下，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切換，隨著中國向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邁進，中國必須站在全球金融競爭與國內經濟安全尤其是關乎中國全球分工地位的戰略視角，來審視金融這個極為復雜系統的本質，審視其在國家發展與國際坐標系上的重要地位。絕不能局限于以比較靜態的眼光來看待現代金融，亦不能簡單搬用國際上有關金融創新、金融監管的相關理論來指導中國的金融改革與發展。

再結合2019年1月17日由中國人民銀行等八部委聯合印發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年)》的相關表述，可以發現，金融直覺日漸敏銳的中國決策層與監管層，既重視對既有國際金融中心相關要素與指標體系的研究，更重視基于中國國情，以人民幣為杠桿，謀求在本輪漫長的全球金融體系變遷中謀求中國應有的角色。例如，根據上述行動計劃，到2020年，上海基本確立以人民幣產品為主導、具有較強金融資源配置能力和輻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場地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創新高效、透明開放的金融服務體系，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邁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這預示著上海必須建成人民幣資產定價中心、支付清算中心、人民幣資產配置中心，進而成為全球重要的資產定價與財富配置中心。換句話說，上海必須建成現代化金融體系與多層次的發達資本市場，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與紐約、倫敦等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展開競爭。顯然，在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諸多約束條件，且有些約束條件還可能是一時難以破解的。因此，無論是中國深化金融改革，還是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既是重大理論命題，更是重大實踐課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入探討。

梳理近年來擺在中國金融業者面前的改革清單或曰攻堅克難清單，大致有如下艱深命題需要破解：一是在愈加不確定的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中，中國如何以深層次的金融開放來提升金融競爭力，確保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二是如何構建彈性且穩固的金融體系，包括銀行體系、證券體系、保險體系以及基于新技術驅動的新金融體系;三是如何培育能夠主動參與全球競爭的金融力量工具，即能夠與華爾街金融資本抗衡的超級金融機構或中介機構;四是如何打通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渠道，防止金融敗德行為泛濫;五是在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金融作為國家重要核心競爭力的資產定價與財富增值效應。

毋庸置疑，上述每一項清單都是蘊含著諸多約束條件的高難度命題，同時也是中國在邁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過程中必須跨越的坎。至于相關求解路徑，既有賴于決策層基于金融監管與改革實踐經驗的不斷累積引致金融本領的不斷提升，又來源于包括國務院金融委在內的決策層建立與金融市場的有效溝通機制，以更加廣泛地聽取金融市場的聲音，更好地發揮專家學者在金融決策中的作用。正如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人員不能指望美聯儲官員教我們如何穩定匯率以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樣。本質上沒有金融改革與監管參照系的中國，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與智慧，來求解復雜金融系統中不斷衍生的難題。何況即便是擁有全球最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美國，也在金融危機面前表現出預測不精準、恐慌情緒發酵以及修復金融危機的信心不足，等等。因為金融危機的重要特點在于其爆發時間的不確定性，傳導機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對經濟系統的破壞性。盡管早就有人指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內部監察報告在2006年就準確識別出了導致金融危機爆發的諸多風險因素，但在諸多大牌經濟學家均認為美國經濟體系是堅固且有足夠彈性的背景下，過于自信的SEC并沒有運用監管權力引導金融機構降低風險。而所有懂得金融危機發生機理的人都知道，金融危機本質上都與勞動生產率明顯下降、資本回報率顯著下降有密切關聯。而2008年度的那場金融危機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隨著全球經濟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創新與發展的兩面性越發表現得明顯。如果一國金融深化過度乃至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信貸擴張來支撐，則在實體經濟績效未能同步提高的情況下，金融危機的爆發將難以避免。因此，加強對金融危機的早期預警固然十分重要，但真正有效的穩定機制在于：告別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徹底走出信貸擴張支撐經濟信心的怪圈，廣泛激活微觀主體的創新稟賦，真正實現內生性經濟增長。一言以蔽之，通過改革提高資本回報率，強化既有金融穩定機制，才能實現中長期金融穩定。

另一方面，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一體化的時代，已深度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中國金融業，還需隨時關注來自內部與外部市場的各種壓力與沖擊。迄今為止，中國的金融體系尚未真正經受過如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考驗：一是既有金融體系長期積累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大面積爆發所產生的巨大沖擊;二是未來可能爆發的下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系統可能產生的重大沖擊;三是人民幣高度國際化之后，中國作為全球金融體系重要擔保人應盡的全球責任與風險防范能力持續供給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

金融作為全球最高層面分工的表現形式，既是“國之重器”和國家最為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也是破壞力極強的系統性風險極易滋生的重要領域。中國要實現由制造業與貿易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邁進，亟需通過深化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金融業高質量建立在制造業競爭優勢穩固、貿易價值鏈不斷提升以及主動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礎上。進而鍛造能夠有效維護中國經濟主導權和國際金融秩序變遷主動權的“金融資本力”。

就金融監管而言，無論是對系統性金融機構安全邊際的密切關注，還是對核心金融信息的管控以及監測系統的統籌協調，乃至應對突發金融事件的快速反應等，都還需要長期的經驗積累及技術保障。而如何做到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有效協調，防止不同部門之間在政策目標上出現的不一致，避免不同行業機構的監管套利行為，校正監管政策在執行與傳導中出現的偏差，更是中國構建現代化金融監管體系的重中之重。

就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而言，不能簡單執行適度寬信用政策，而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通過適當的產業規制改革，降低民營資本參與產業發展的準入門檻，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企業的盈利空間和投資回報;同時還要明確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相關指標，控制經濟金融化的邊界，持續整固制造業競爭力，這是構建適應于21世紀全球經濟競爭的彈性金融體系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根本。

最后，在全球金融格局面臨大洗牌的歷史時期，中國迫切需要總結以往金融發展的經驗，鏡鑒美歐金融業教訓，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競爭的未來生態，以盡早成為能全方位參與全球頂層金融分工的種子選手。為此，以市場化為導向的中國金融改革，在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資本市場開放和加強資本跨境監管的同時，當以培育銀行和證券市場的核心競爭能力為突破口，以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既懂得國際經濟與金融規則、熟練駕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又有很強的國際溝通能力且善于表達中國主張的戰略金融人才為杠桿為依托，提升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配置能力。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尤其要培育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聲望機制，著力提升國外市場主體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偏好，引導人民幣深度介入到全球各個層次的資產定價與交易體系中。形成以人民幣為核心金融符號，經由市場化操作形成組合影響力，即“金融資本力”。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關鍵詞： 金融業